新兴技术向产业演化的瓶颈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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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微言创新（InnoTalk），作者：张玉臣
突破新兴技术成果转化中的瓶颈制约一直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国人大还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年颁布、2015年修订）。然而，科技成果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我们需要反思：为何全国范围内、如此之长时间的努力并未取得显著效果？以往对新兴技术成果向产业演化机理的认识是否全面？制约新兴技术向产业演化的瓶颈性因素到底是什么？
回顾30多年来我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上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将科技成果转化视为线性发展过程是个一直未能跳出的“认知误区”，包括时至今日一些学者主张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厨房”以对其进行“无边界的二次开发”（房汉廷，2015），将科技成果发明创造者作为转化主体大行激励等。实际上，新兴技术产生及向产业发展不是线性过程，而是一个综合生态系统。这个综合生态系统有三个基本寓意：
第一，绝大多数新兴技术发明主体不是技术应用或产业化主体。回顾科技发展史可以清晰看出，人类社会今天享用的绝大多数成果均是在其在发明后几十年才得到商业化应用。以作为新一次科技革命主要支撑的网络技术为例，其技术原型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在贝尔实验室发明，70-80年代就在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内部小规模应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个人电脑的几乎全部基础技术都由施乐研发中心发明和构建，包括图形用户界面、图标及下拉菜单等，但将这些技术系统性应用创造了个人电脑产品的却是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因而，新兴技术向产业转化包涵着技术知识和能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实际上，由于科技成果创造与其商业化开发是截然不同的两类活动，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运行规律、需要不同的主体能力，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由不同人分别承担。哈佛商学院西奥多·莱维特教授经过研究甚至发现：让科技创造人才从事商业化开发是“最糟糕的事情”。因而，科技成果转化并非特定主体的选择性行为，而是复杂的社会接力，需要建立和依靠持续稳定的社会机制。
第二，绝大多数技术发展过程存在不同构想和方案的多元化竞争。20世纪90年代末，沃顿商学院的威廉·F·汉密尔顿教授基于技术物种进化思想，提出了一个新兴技术发展演化模型，横坐标为时间，代表新技术发展与演化的不同阶段；纵坐标为推进技术发展的努力程度，代表随着时间演化而呈现的技术成熟度（如图1所示）。
图1 汉密尔顿的新技术进化模型
在汉密尔顿看来，可以将一项技术从科学研究到进入市场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以科学研究为主的技术发现阶段，具有高度探索性和非连续特征，会出现很多不同技术方案的相互角逐；此时，人们推进特定技术发展的努力程度较低，技术成熟度也比较低。二是以持续研究和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发展阶段，通过技术方案的可行性分析、社会选择和市场前景探索，寻找到具有发展前景的可行技术方案；此时，人们推动特定技术发展的努力程度快速提升，新技术以较快的速度向成熟发展。三是推动技术向商品转化的行动阶段，可行的技术方案通过价值创造潜力的比选，形成被市场接受的产品主导设计形式；此时，人们推动技术发展的努力程度降低，转变为推进其向商品化方向发展，构建行业的初始结构。四是产品进入市场的竞争阶段，按优胜劣汰原则淘汰不具有经济合理性的产品，领先厂商构建先发优势；此时，人们推动原有技术发展的努力程度降低，重视构筑市场竞争优势，同时推动新一代技术发展努力程度提升。在上述四个发展阶段中，从第一向第二个阶段转化面临不同技术方案的选择和竞争，主要竞争依据是技术本身的可行性和社会接受程度，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市场前景，可称其为“形式竞争”；从第二向第三阶段，特别是向第四阶段转化时，面临产品主导设计及结构、性能、价格等多方面竞争，主要竞争依据是顾客及市场偏好、接受程度及盈利前景，可称其为“应用竞争”。英国SPRU荣誉研究员洛塔·佩雷斯（2002）也发现：新兴技术向产业演化是技术方案被不断选择和淘汰，技术可行性空间逐步收缩的过程。 上述研究成果说明，新兴技术不仅开发与应用主体难以重合，其开发和创造过程也是多元主体相互交织的互动竞争和学习过程。其中，失败和反复不可避免，甚至失败成为技术逐步走向成熟的必然给养。
第三，新兴技术向产业演化是包含其应用条件的系统性进化。新兴技术在商业上的成功应用，与其说是因为技术成果的成熟，不如说是技术应用条件的成熟更为贴切。苹果公司之所以能够发明个人电脑，是因为在计算机发明以后的40多年发展过程，围绕个人电脑应用的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包括芯片、存储设备、显示技术等等。因而，新兴技术成果转化不单纯技术本身，而涉及技术应用的一系列环境和条件，也就是克里斯坦森描述的“价值网”。“价值网”是新兴技术竞争和生存的特定环境，包括新技术得以生存的物理条件支撑、原材料供给、消费者需求、政策环境等。新技术的价值网不仅包括决定其功能的物理因素等，也包括其成本结构。因此，真正推进新兴技术成果转化的不仅是多元主体，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生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电脑技术在美国率先应用、形成个人电脑产品具有必然性，而由苹果公司完成具有偶然性。
基于新兴技术向产业演化的过程机理，绝大多数的新兴技术成果转化必然包涵多元技术构想及方案的竞争、技术知识和能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技术应用条件或价值网的构建。显然，只有多元技术方案的竞争，才能保证技术成果本身的成熟；只有不同主体之间的技术信息、转移意愿、知识和能力对称，才能有效实现技术成果对接和转移；只有在多元主体竞争中同时进化的技术应用条件或价值网，才能保证技术成果应用的物理可行性及经济合理性。我们认为，制约新兴技术成果向产业演化的瓶颈因素也存在于上述三个方面或环节。
第一，新兴技术本身的成熟度。由于我国科技管理体制中长期由行政机构配置资源，在新兴技术开发方向及领域选择上实际是权威主导机制，即政府部门聘请少数专家对技术方向进行选择，然后通过指南等形式征集并组织科技人员进行攻关。实际上，在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具有显著探索性特征的新兴技术领域，由少数科学家对技术发展方向进行规划和选择，必然抑制多元技术方案的构想和探索，造成实质上的技术单向推进发展。由于抑制了多元主体、多种形式的有效竞争，导致按照指南要求演化的一些新兴技术成果本身不成熟。这种不成熟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由于技术方案在研发之初就被规划和设计，缺乏充分的多元主体探索，也难以吸收失败方案的合理内容，使得尽管按照预定路径在实验室研发出雏形技术或产品，但就像暖室中长成的秧苗，缺乏实用的技术效率及可靠性。第二，新兴技术研发按照预定路线取得了预期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技术部门或技术专家往往只规划了技术本身，而对技术应用的系统性条件或价值网缺乏部署（由于行政管理上有明确分工，很多技术应用条件的建设并非科技管理部门的职责），导致新兴技术缺乏系统性应用和商业化拓展的物理基础（如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第三，有些新兴技术研发取得了预期成果，但由于缺乏新兴技术产品的原材料供给等供应链保障，缺乏自主的制造装备和制造工艺等，同时遭遇相关跨国公司的价格竞争，使得新兴技术产品不具备转化的经济可行性，如集成电路相关技术研发很多出现类似情形。总之，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新兴技术成果不成熟，使其不具备转化为产品的物理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是制约其向产业演化的最关键制约因素。
第二，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技术知识和能力不对称。
首先，由于绝大多数新兴技术知识及成果的转移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特别是技术知识开发主体与技术知识接受主体之间，彼此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成为抑制技术转移的重要因素。实际上，作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重要举措的各类技术市场、技术交易机构等，其主要功能应该是构建社会知识成果共享空间，以降低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投资者或企业自主选择各类技术创造条件；然而，由于绝大多数技术转移机构以市场化方式运作，同时基于必须做出成绩等动机，导致其将较多精力放在个别技术的转化上。
其次，技术知识开发（创新）者与使用（价值实现）者之间的知识能力不对称，亦严重抑制新兴技术成果转化。这种能力不对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先进性及可行性的认知与识别能力，二是技术商业价值的认知与识别能力。一般说来，技术成果开发主体可能第一种能力较强，而第二种能力较弱；而技术应用主体可能第二种能力较强，而第一种能力较弱。高校、科研院所等具有较高成熟度的科技成果向企业，特别是一些技术水平不高的民营企业转移时，通常受这两种能力差距的制约。解决第一种能力差距的有效方式是推动双方的人才交流与合作，特别推动促进技术知识应用主体引进人才，弥补自身能力的短板；解决第二种能力差距的有效手段是管理制度创新，如采用递进式技术价值评估（即随着时间推移对技术成果价值进行多次再评估）和业绩对赌协议（以特定时限内技术创造价值的业绩对赌实现对技术价值的重新认定）等方式解决。而技术转移实践中很多地方及机构把过多精力放在培育专业中介、技术价值评估机构等只具备个别意义，而不具备普遍推广价值的工作上面，自然难以取得显著效果。
第三，缺乏新兴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系统生态或价值网。由于我们在新兴技术研发上具有过强的特定主体规划和设计特征，而技术演化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对技术应用条件或价值网的规划和设计往往落后于技术研发本身，导致技术应用受到限制。实践中我们开发出某些新技术或产品，没有与之配套的技术装备和材料供应，这种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制约新兴技术成果的发展和演化，甚至使得一些技术领域出现“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的情况。
除此以外，还有就是基于我国特定国情，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热衷于引进国外成熟技术占领市场，缺乏应用本土技术知识应用的意愿，严重抑制了对本土技术知识的需求，也是抑制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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